意大利分为国有、省有和市有财产。

在实践中，侵犯民众私权利的事件也集中体现在上述两类公权力的行使上。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许宗力所言：如果立法者设有关于相对人资格、条件之规定，行政机关固应遵守，即便无相关规定，以维护公益为己任的行政机关仍有义务选择一个对任务执行而言，在能力、组织、财务与信用等各方面均具备最佳条件的相对人。

笔者在研究公交特许经营后的政府规制革新时，也曾提出依据公交特许经营自身的发展流程，应当依次解决好市场准入规制、特许经营合同规制、价格规制、质量规制以及市场退出规制等5个环节的问题。控制、观察、助长与咨询，系常见的国家担保责任的政策手段。[26]参见许文义：《警察委托行政之研究》，《警政学报》1992年第1期。同时，如同民营化决策需要广泛的民众参与一样，民营化之后的监督也不能排除民众的参与。此外，各类志愿者在提供治安信息、扭送违法犯罪分子、疏导道路交通、参与抢险救灾、大型活动安全保卫等警察任务的执行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反之，非属公法性质之国家行为，纵令系由最狭义之公务员所为，亦无成立国家赔偿责任之余地，如此解释应较符合国家赔偿法‘之规范意旨.[36]李东颖先生在研究以行政委托方式委托民间从业者执行警察机关危害防止任务应否建构有实效的权利救济管道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见解。不过，在我国当下的实践中，行政委托却呈现出诸多乱象，特别是将警察权随意委托给辅助警察行使之后，暴露出大量公权力肆意侵犯民众私权利的恶性事件。在我国，像诸如政协、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共青团、妇联等从性质上说应当属于社团法人，这也是国际惯例。

我国有学者认为所有权是以全面的物之支配权能为内容之权利。[33]因此，让所有权概念回归私有财产范畴，实现国家所有权的市场转型及其合理的市场定位，将国家所有权限制在私人所有权无法或难以解决的特定领域，这是从源头上解决国家所有权异化的关键所在。但从法律上，国家所有权主体必须明确到政府身上，同时对政府的公权力加以有效制约，方能体现国家所有权的人民利益。但笔者认为，物权法暨所有权制度也是人类社会关于财产制度历史实践的产物，有其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前已述及，国家所有权的异化需要对国家所有权进行重新解构。对此，有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观点： （1）在承认国家所有权存在的前提下，认为国家所有权主体属于政府。

也有学者认为，公法法人的私有财产所有权理论只适用于联邦制国家，其各级政府机关享有国家财产所有权，是以这些国家的地方政府相对独立为前提的。如果把产权作广义理解，产权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和继承权等，其中，物权包括所有权和他物权。前苏联法学家认为，在苏联，随着私有制的废除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私法作为一个体现个人利益的法律这一概念是不必要的，要求一个独立的公法和法律体系中的二元论的基础已不再存在。国家所有权由政府代表国家行使，体现人民利益，理应接受纳税人监督。

[66] 史际春、温烨、邓峰：《企业和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页。某种意义上说，法人所有权是私人所有权向公共所有权迈进的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及国家治理水平的阶段性反映，是更好地实现国家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的一种方式和手段，以弥补二者实现机制之不足。[56]也有学者直接表达为国家所有权的主体就是国家。[24] 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4页。

牛立夫：《对我国所有权的三分法的法学思考》，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5年第2期，第48页等。正如前南斯拉夫学者卡德尔认为，国家所有制造成国家有管理整个社会资本权利，从而为国家和党的官僚主义敞开了大门，并使在革命的行动上的集中越来越蜕化为行政管理的中央集中制。

[39]也有学者认为，建立一级政府，一级所有权的国有资产所有权管理体制。综上所述，应当将确需存在的抽象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解构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权。

这种所有权价值观不仅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即便英美法系国家后来也采纳了这种价值观，包括公司法人所有权等。法人所有权争议起源于企业法人财产权性质的争议。[36]早期的统一所有说采用了统一所有、统一管理原则，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全部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所有权，地方政府没有多少自主权。有学者认为，国有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这就从法律上确立了除国务院之外任何部门、地方和单位都不能作为国有财产所有权主体，也否定了那种部门所有、地方所有的主张，维护了国有企业财产所有权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故对于存在所有权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在所有权基础上，适当吸收和借鉴英美法系的财产法经验乃是明智之举，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所有权制度而另起炉灶英美法系的财产法体系。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以所有制形式为标准将所有权划分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等。

[59]三是认为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所有权。[65] 参见李凤章：《国家所有权的解构与重构》，载《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97页。

笔者同意政府说的观点，即将国家所有权主体直接落实到政府身上，减少不必要的抽象代理环节。[61]但是，国家所有权主体分解为国家和地方，依然摆脱不了前已述及的抽象性及其委托代理问题，而且也摆脱不了地方能否作为国家所有权主体的逻辑悖论。

相比较而言，这种理论比全民说进步了许多，也成为目前学界主流观点。[77] 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43]前已述及的持政府说观点的学者一般均认同此观点。[22]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将国家所有权理解为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私人所有权包括公民个人所有权和私法人所有权。这是国家所有权重构的前提和基础。

人民所有权是一个经济意义上的所有概念，或是在社会意义上所使用的概念，并不是明确的法律概念。[30] 而在中国，这种异化并非如同前苏联东欧国家因市场经济的推行而自然的消解，恰恰基于中国的国情与市场经济的衔接问题，即国家所有权市场转型的非彻底性以及较低的公权力法治化水平，从而使国家所有权在当今中国除了原有的异化外，还产生诸多新的变异与困扰，并影响到国有财产的实现机制。

尤其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进一步奠定了法人所有权的基础。如果保留国家所有权概念的话，狭义上的国家所有权仅指中央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权，广义上的国家所有权则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权。

或许有人认为，如果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将罗马法私人属性的所有权概念借鉴运用到公有财产身上并发展成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等也未尝不可。如若将具有公权力属性的国有财产毫无例外地引入私人属性的所有权范畴并通过国家所有权介入私法性质的私有财产领域，不仅异化了所有权概念本身，而且还导致国家所有权暨国有财产的职能错位和越位，同时还腐蚀了私人所有权及其市民社会，最终危及一国宪政进程。

将抽象、空洞且动听的国家所有或全民所有落实到具体责任人政府身上，有利于明晰产权主体，实现责权利统一，避免各级政府等利益主体在国家或全民的名义下相互逐利或推卸责任。[56] 程淑娟：《确信与限制----国家所有权主体的法哲学思考》，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5期，第39页。埃及法院扣押的理由是，该羊肉出口企业是中国国有企业，中国的远洋运输公司也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依据中国法律和中国学者的解释，这两个企业的所有权只有一个，所以这两个企业是同一个所有权人名义下的财产。[22] 参见佟柔主编：《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249页。

[64]有学者认为，国家所有权是一个虚幻的命题，应当把国家所有权分解为各级政府所有权，即各级公法人所有的形式。[50]若此，我国现有的立法诸如《物权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均要改变折中且模糊的立法模式，作出相应的修改。

参见《谁代表国家所有权》，载《人大建设》2005年第1期，第55页等。若此，也就充分实现了马克思所谓的在更高层次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如果把产权作狭义理解，产权就是所有权。[81]笔者认为，集体所有权除了极少部分回归国家所有权本来面貌外，应当改革为私人所有权。